“我們希望把孩子‘趕’出教室，讓他們去觀察、去體驗，這比坐在課堂里更有成長感。”臨沂開慧實驗學校小學部主任毛曉飛說。
4月16日至20日，春意正盛的臨沂迎來首個春假。由于與周末相連，5天假期湊成了一個“小黃金周”。臨沂市教育局下發文件明確要求：不得以任何形式布置任何作業。
5天近乎零負擔的假期，究竟該如何度過？記者多方走訪發現，這個春假，既有生機盎然的研學游與親子消費，也有家長無暇陪伴的無奈。
春假，看似是一個教育課題，但其答案，顯然早已越出校園的圍墻。
一場春假 兩種現實
蘭山區坐落臨沂主城，常住人口、GDP、財政收入均居全市區縣首位。公辦小學超百所，教育資源富集。
4月17日，當記者踏入蘭山區的學區一帶時，托管機構顯得冷清空蕩，僅有寥寥幾名初二學生在自習。東魯素養托管中心工作人員解釋說，附近家長多數經商，時間較為自由靈活，有些甚至在正式放假前已幫孩子請假出游，只為“搶春光”。
若家長無暇陪伴但預算充足，研學則是理想的替代選項。定位中高端研學游的“狼爸爸”研學機構工作人員孔祥婷透露，定價3000多元的上海、北京研學套餐，上線次日便火速售罄，是本次春假中最受青睞的單品。若家長不放心孩子在外多日，近郊單日、半日的“微研學”產品也頗受歡迎。
事實上，春假政策一經“官宣”，“狼爸爸”后臺的咨詢量已經翻倍，許多客戶因春假頭次嘗鮮，拉新效果突出。
與旅游配套的相關行業也升溫顯著。“臨沂的大巴早訂完了，現在我們得從周邊城市調車。”孔祥婷分析，二、三線城市的高端研學市場仍處于發育階段。春秋假猶如一縷春風，將有效“催熱”其土壤。
不過，當記者的腳步調轉向工廠林立的羅莊區，這里與蘭山區“過春天”的熱鬧氛圍形成了鮮明溫差。街巷中，常見孩子們三五成群穿梭消遣，不少學生在假期落入“托管真空”。
羅莊區傳統商貿活躍，被稱為臨沂的“南工重地”。城中工廠與村莊交錯，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城鄉居民混居。許多中小學生的父母是流水線工人和服務于工業的個體商販，帶薪休假和彈性調休制度在這里并無落地土壤。生計所系，“手停口停”，他們既無閑暇照料孩子，也鮮有余力支付托管或研學費用。家庭，在這一背景下往往難以成為托載春假的支點。
臨沂第二十中學初二女生的母親閔慶齡經營著一家街邊餐飲小店，丈夫在陶瓷廠打工。她憂心青春期的女兒出門或有風險，但也少有時間加以照料。她不無擔憂地提到，放春假以來，女兒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而后便躲在房間里使用電子產品。
更深的焦慮在于，女兒與假期“彎道超車”的同學成績差距會進一步拉大。“送不起輔導班，也管不住玩手機。”閔慶齡感到無力。
蘭山與羅莊，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處境。“對春假的態度，其實取決于家長解決問題的能力。”社交平臺上的這條評論，許多家長深有共鳴。
究其本質，影響春假體驗的核心變量無非兩個：“錢”與“閑”。有錢有閑，一切迎刃而解；有錢無閑，可將照護任務外包于托管或研學機構；無錢有閑，亦能依托本地豐富的免費文化資源找到去處。處境最為尷尬的，莫過于“閔慶齡們”——無錢無閑，春風難渡。
誰來托住“閔慶齡們”的孩子？
在臨沂市平邑縣匯金灣社區，“閔慶齡們”的孩子或許可以找到安心的去處。春假期間，這里的社區主動介入，以公益托管形式“托住了”無人看護的學生。
明亮的護眼燈、整齊的桌椅、齊全的文具，工作人員與志愿者全程陪伴，孩子們可在安全環境中閱讀、做游戲。
優惠供給的文旅資源，也為財力有限的家庭“解了圍”。如臨沂市博物館提供了免費公益講解及價格適中的研學項目；平邑的龜蒙景區、九間棚景區等對八年級及以下學生免首道門票。
在較早試行春假的江蘇、廣東佛山等地，工會、婦聯、團委等均組織了主動兜底的公益托管服務，初具“社會化撫養”的雛形。
走訪中，記者還發現了一種富有民間智慧的形式——“互助拼娃”。同小區的父母若均需上班，可輪流請短假后接力看護，幾家孩子湊在一起短游或戶外活動，亦可享無限春光。山東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晴對這一解決方案十分贊同，“既降低了單個家庭的壓力，也讓孩子在交往中獲得成長，恰恰契合了春假鍛煉社交能力的初衷。”
臨沂開慧實驗學校小學與初中部在春假的頭兩天，免費組織學生去金鑼火腿工廠參觀。“如果對本地的龍頭企業怎么生產、用到了哪些技術都沒有實感，談何激發孩子對家鄉的認同呢？”毛曉飛的考量很實在，能減少頭兩日的看護壓力，家長亦感到輕松許多。
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胡浩然強調，若讓托管壓力、看護成本僅僅轉化為家庭隱性支出，就削弱了政策原本應有的社會效益。
換言之，盡管這是一項教育政策，但家庭、學校不應成為唯二提供解決方案的責任主體，它們也無法真正“包辦”一切。社會、政府等主體均需共同介入，積極補位，主動伸出雙手，托舉每一個孩子充分享有春天的美好權利。
值得關注的是，學生作為這場假期的真正主角，其聲音卻鮮有被傾聽。從走訪來看，低年級的學生普遍渴望春假，但仍有部分學校“換湯不換藥”，布置了每日打卡任務及周末作業，甚至有學生反映作業較平日更繁重，負擔并未真正卸下。
被升學壓力裹挾的高年級學生則對假期反應不一。有學生計劃抽出一天和同伴去露營，也有學生準備埋頭苦學。為完成預定教學計劃，本就較短的春季學期日常課業只得進度更快、壓力更大。且假期一結束，學生馬上需直面中考改革后首次“一模”，假期只能和玩樂脫鉤。
不過即便如此，春秋假仍舊像緩沖帶，也如一份恰到好處的留白。“讓我們能在統一的節奏里，自己喘口氣。”臨沂第三十四中學初二學生丁子涵說。
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：“學生教育，遠不止學校教育。”回歸教育本質，打破有圍墻的教室，將教育延伸至社會、自然等“大課堂”，這也是春秋假制度的深層價值所在。
低成本的政策創新 高回報的社會紅利
回過頭看，春秋假并非新鮮事。
早年間，“麥假”“農忙假”隨1995年雙休制度全面推行而逐漸淡出。2004年，浙江杭州率先開設春假，自4月25日開始，后與“五一”假期相連，長達15天，到2010年前后縮短為3天。
不過，這場在經濟發達、資源充沛城市率先推行的春秋假，猶如一場“靜悄悄的試驗”，未能在全國掀起廣泛效仿的風潮。
其實，國家政策層面也早有多次發力。2013年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《國民旅游休閑綱要（2013—2020年）》首次明確提出，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學放春秋假。
此后2014年、2019年、2020年等，國家發展改革委、教育部等多部門均多次重提春秋假。但十多年間，真正落地者寥寥，多數城市始終未有響動。
2025年3月與9月，國家多部門連發兩道文件《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》《關于擴大服務消費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將春秋假從教育“獨角戲”正式納入與擴大內需、提振消費等經濟戰略緊密相連的大棋盤之上。
2026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提出：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推廣中小學“春秋假”。
這一轉向，源于清晰的經濟外溢效應。張晴表示，若只算單個家庭的賬本，難免片面；春秋假的真正價值，在于以親子、文旅消費為支點，撬動市場的一池春水。
“這是一項需要長期評價的政策。”張晴說，“假期消費若能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，最終會回饋到每個小家庭。”
然而，釋放紅利的同時，也需警惕城鄉落差的擴大。胡浩然提醒，尤其是濟南、青島這類中心城市，憑借其人口與資源集聚優勢，易形成虹吸效應。政策需主動引導資源下沉，研學實踐、紅色教育、鄉村體驗等春假重點場景向縣域、鄉村延伸，讓文旅資源和消費流量更多流向農村地區。
更美好的愿景在于：春秋假不僅可以做大蛋糕，還將優化蛋糕“口味”。
“除了給孩子‘買買買’，家長們會更樂于為研學、社會實踐和高質量陪伴付費。”胡浩然指出，春假催生的“研學熱”“親子游”等新趨勢，本質上反映了我國家庭消費需求正在從傳統的物質與觀光消費，向教育型、體驗型消費升級；全年消費結構也將從集中式、突擊式，轉向分散式與常態化。“這不僅是一種消費選擇的變化，更是一種能促進經濟平穩、健康發展的結構優化。”
經濟層面的紅利十分清晰，另一重更隱蔽的社會價值在于，春秋假為職工休假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政策聯動契機。它將帶薪休假這一議題，從單純的企業管理層面，提升為牽涉未成年人看護、家庭教育乃至社會發展的公共議題。
胡浩然認為，春秋假與職工休假制度的銜接不能僅靠企業自覺，還需通過為企業減稅降費、財政補貼等傾斜政策予以激勵。
綜而觀之，作為一項教育領域的政策創新，春秋假的“性價比”尤為突出。
如今，春假已在臨沂和德州熱熱鬧鬧地開場，但若要年年常“春”，它更需被視作一場考驗耐心、決心與施策智慧的“長考”。
（大眾新聞記者 張瑞雪 許金星）
來源：大眾新聞·大眾日報
編輯：張萌 李婕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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